“影园拆迁事件”引发热议:明清苏州古典文人园林如何评判标准?

发布时间:2023-04-14 20:41:14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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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苏州市相城区陆慕老街附近的“影园拆迁事件”引发了热议。3月25日,专注于研究苏州古城的建筑师阳面让我赶紧去。第二天,我们就和朋友准古人一起,在园子里呆了整整一天。此时的影园,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座“

  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由园主人彭昭亮老先生(1920-2020)亲手设计、建造、居住的影园对20世纪江南地区的造园史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决定测绘、研究、写作,希望能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影园是否拆除”的讨论中来。我花了十天时间,查阅了相关遗产保护条规、建筑史、园林、社会学、哲学等相关文献,最终写下这篇文章。我不赞成仅仅用“明清苏州古典文人园林”作为影园的评判标准。我认为,在谈论“保护影园”之前,应该先讨论“把影园放置到何种语境中谈”,从而,以多样化的角度,多样化的标准来探讨影园。最终做出合乎情理的判断。

  每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老宅的人,在每一个回忆起童年却无踪迹可循的时候,我们内心闪过的失落和怅惘,或许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以下分别是田老师和阳面关于影园的文章,可作为本文的补充阅读。如有想要参与讨论的朋友可以添加我(Narias1117)和阳面(imararchitect)的微信。感谢阅读、转发!

  场所,是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由具体现象组成的生活的世界和充满意义的环境,建筑的任务因而在于对场所的创造和对场所精神的守护。

  ——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 Schulz)《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

  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宇宙就蕴藏在我们关于家宅的梦中。……家宅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的确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家宅庇佑着梦想,保护着梦想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家宅拥有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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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时居住的家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无法忘记的梦,即使那些记忆已经开始变得遥远而模糊。谁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昏暗的夜色里等待家人归来,在晨光熹微中迫不及待去屋外奔跑玩耍。谁不曾在母亲的怀中醒来又睡去?谁不曾匐在父亲的膝头听遥远而陌生的故事?谁又不曾躲在父母身后,看他们在逝去亲人的床头回忆与悲伤?

  “家宅”这个词里隐藏了我们的文化根源。“宅”是清晰明确的,是那个房子和那些不同的房间,是日常生活发生的具体空间;“家”是充满意义和象征的,是由日复一日的生活和情感建构起的精神空间。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开始参与到了父辈祖辈们延续了好几代的关于“家”的观念的建造活动中。我们的历史文化、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无限想象……在家宅之中,在我们抬头仰望时屋顶下的一方空间中,交织到了一起。

  如德勒兹所言,生命只有“正在成为过去的现在和被保存下来的过去”。旧的时光已逝,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我们无法重新经历那些已经消失的悲欢喜乐。我们只能在无数个静静流淌的时间里,在回忆和想象中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它们。然而,那些记忆中故事发生的场景和空间却像有魔力一样,只要回到那里,“同时穿越院子和过去的岁月”,我们就能找到经历漫长时间凝结而成的叫做“童年”的美丽化石,就能让此刻的我和过去的我在内心交融。

  建筑的根源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私有空间或公共空间的构造,而是家庭、家族的栖居空间的筑造。

  ……更有诗意的体现是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力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家庭合其欢乐,与先人之鬼神合其吉凶。

  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宅”中蕴含着独属于我们的生命观、世界观和宇宙观,它是我们整个民族所共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向南方敞开的大门,迎接的不只是归来的家人,更是对天地日月神明的敬畏;家宅之中的“堂屋”和“宗族文化”一起,共同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其重要性至今依然不言自明。门楣之上的“福泽悠长”几个大字则寄托了对子孙未来的所有希冀……

  让我们思考一下,黑森林那个地方的农舍,是二百年前由定居于此的农民盖的。在这里,主导房屋的是让天和地、人和神进入物的浑然整一状态的那种自足的力量。它使农场设在避风的南山坡,融入近水的草地中;它令农舍的木瓦屋顶宽大低悬,其坡度恰到好处的承住雪载,屋顶又深深下探,保证它能顶住漫漫冬夜的雷雨。

  7亿年前,我们的大地仍被滔天的海水淹没;1.8亿年前,昆仑山、可可西里山、横断山脉等开始突起,秦岭也开始出现,云贵高原就此形成;1.4亿年前,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抬升,大地被折叠挤压成高山深谷;1亿年前,四川盆地上升,云梦、洞庭盆地下沉。3到4千万年前,地壳板块再次剧烈挤压,青藏高原急速隆起,喜马拉雅山形成;3到4百万年前,长江流域西高东低的地势基本成型。

  我们试图想象一下,想象一种和谐,一种因为过于巨大和根本而被我们遗忘或忽略的和谐。长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向东,历经百万年奔腾不息。到了中下游,泥沙终于沉淀成如今长江两岸的大地。西部的高山和东部的海岛为这里阻挡了寒潮和风暴。海山交接处,江水随着地势变得开阔,海浪也随着海风变得温柔。在这辽阔沉静的大地上,生长着清新的植物,在它的上空,是温润的风和细腻的雨。而在水下,在黑色的淤泥之中,又沉睡着万物生灵的种子。

  在这大地上栖居的人类,生存着,同时,也建构着,建构着人和大地的关系,建构着带着这片土地印记的生活、文化和信仰。在传统中国文人的眼中,广阔天地间的晨雾、夕阳、晚风、月夜、星辰,雨水、河流、尘埃都带着难以言说的神性。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记》的开篇写道:“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山的崇高,水的悠远不仅是自然的景观,更是精神的故乡。《 春江花月夜 》中,“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生命是宏大的,又是具体的。在倒映着天光云影的湖泊深处,还倒映着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对生命展开的一切思考。

  不妨让我们再进一步,更具体的江南又是什么样的?是浸润在绵绵细雨中的湖泊与河流,是被温柔的风吹皱的水面上细细密密的波纹,是水边茂密的水草,是清白月光照耀着的平静阔远的土地。是年糕是米酒,更是稻谷和水田;是螃蟹是肥鱼,是莲藕是茭白,更是水下黑色淤泥的想象;是枇杷是杨梅,更是太湖地区江南丘陵赤红色的土壤……

  故乡是地理的,是气候的,是日常的,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是这一切交织难辨之后的情思和心绪,是流逝时间里的梦境和幻影。一方水土一方人。

  废墟里的生命永远的逝去了。我们只能借由眼前的遗迹去想象逝去生命的零星片段,它们激起的只是想象,而不是回忆。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当事物的细节遭到遗忘时,很容易模糊泯灭。……有时候,几只鸟或一匹马,就能保全一座阶梯剧场的废墟。

  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从社会层面讨论记忆,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他指出:“一个社会群体中的成员经过长时间的共同建构形成了集体记忆。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会产生不同的集体记忆。同时,每一代人相对年轻时的共同经历会更大程度上影响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他还指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其后不久,德国埃及学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了“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记忆不等同有据可查的历史,也不等同于知识,而是指被回忆的历史,是指那些和身份以及身份认同相关的知识。” 同时,文化记忆并不一定只通过文字的形式传承下去,还可以通过仪式、神话、诗歌、绘画、舞蹈等不同的保存形式。同时,文化记忆是不会自动延续的,只有通过不断地重复,才会在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被确立、被认同、被延续。

  在传统中国几千年家国同构的历史中,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融合与统一,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然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的文化记忆或被动或主动的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冲击。

  我们的祖辈父辈以及我们的子孙都是这场社会变革的经历者。我们见证了新时代令人振奋的科技进步,也目送了传统中国从空间到文化全面远去的背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我们最终将走向何方,这场变革所造成的文化断裂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我们这几代人的集体创伤。在这场历史性的创伤中,我们的传统文化被稀释、被误解、被遗忘,我们的身份认同和生命哲学都遭遇了无法扭转的冲击,甚至瓦解。

  中国人这场思想的、精神的、文化的空前危机从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体现出来,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建筑、城市和乡村。在技术性和实用性的冲击下,一座座现代城市以惊人的速度被建设起来。城市面貌的地域性被现代性取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日渐消弭,历史性和文化性也荡然无存;那些传统建筑中“有意味的形式”也逐渐失去象征意义,成为无生命的装饰。

  与此同时,伴随着这日渐加速的时代漩涡,祖辈们延续了几千年的关于“故乡”,关于“家园”的文化记忆也如童年的旧梦一般轰然倒地,零落四散的碎片残留在我们心中,也刺伤着我们的内心。没有“故乡”,我们就成了游民;没有“家宅”,我们的精神也会流离失所。如果失去了家宅与故乡,中国人的“家”的文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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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南地区,这片水构的土地之上,太多的河流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填埋。且不谈因此而引发的环境污染、水涝灾害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这还导致了传统江南文化的水性和诗性的日渐消散。

  我们失去了河流,就失去了水面的波纹;我们失去了船只,就失去了向身后流动的河岸,就失去了摇晃失真的天空,失去了夕阳的倒影,失去了对湖面散落星光的遐想;我们失去了堤岸,就失去了雨后土地的芬芳,失去了水边菖蒲婀娜的身姿,就失去了父亲颠簸的肩头,失去了田野尽头家人的呼唤……

  文化的断裂,古典建筑在生活中的荡然无存,使得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真正成为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们:他们漂泊着,心中几乎没有存留一点对于家园的记忆。这才是一群最为可悲的流浪者。

  因此,人必须诗意地栖居,非此就无法平复其内心那验前的怀乡症而永远地走失于茫茫空无。

  在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就开始了园林的兴造活动。造园是一种极具文化性的建构行为。在园林中,我们能看到独属于中国人的自然观、生命观和哲学观。建筑师王澍认为造园的前提是 “人的精神的自觉性”。著名建筑学家冯纪忠也说过,好园林要做到“形态、动态、情态、神态与自我内心融合为一”。

  实际上,江南地区现存的私家园林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此后的园林开始逐渐走入窠臼。到了20世纪中后叶,随着城市和生活的现代化,文人园林更是日渐远离了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朽化的形式和风格。无论是重建还是新建的园林,不管是出于追求“形似”,还是追求“神似”,都不同程度上的展现出一种缺失了精神性的空洞。

  彭老先生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来这片小竹林中的水泥“石凳”上坐一坐。那些看向竹影摇曳的时光里,他在想些什么呢?

  同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李翔宁教授在一次讨论会中就提到了以下两点我们在讨论园林时会遇到的潜在危险:

  今天我们认为园林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是否只是某个类别的园林所体现出来的?它们或许只代表了明清时期的园林风格:精巧的、繁复的、曲折的、空间形式多变的、像迷宫一样的。我们先验地选择这种明清园林特征作为园林价值判断的依据,往往就忽略了其他园林价值评判标准的可能性,使得园林越来越往一个方向发展,这是很危险的。园林是否还有(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形式?我们讨论园林时,是否可以采用另外一些不同的标准?

  我们建筑师在讨论园林时,更多的是把园林作为空间来谈,我觉得园林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生活状态。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和状态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以前的文人造园时,是集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于一身的。也许他们在造园时想象的是在园林中看书的场景、接待客人的场景,等等。在他们的眼里,园林是为了生活的场景和活动而建构的,同样,这些生活场景在今天也已经不存在了。如今,我们设计园林的年轻建筑师是根本不会有“使用”园林的经验的。他们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电脑前度过的,你让他们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空间再美,再好,对他们而言,都没有意义。这是另一个危险。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世界性的保护共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发展标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60年,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次提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然而在此之前,大量的历史文物都在长年战乱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

  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就曾表达过对“时代更迭之际,对建筑和城市破旧立新的危害性”的担忧:

  一个时代过去,另一时代继起,多因主观上失掉兴趣,便将前代伟创加以摧毁,或同于摧毁之改造。亦因此,我国各代素无客观鉴赏前人建筑的习惯。在隋唐建设之际,没有对秦汉旧物加以重视或保护。北宋之对唐建,明清之对宋元遗构,亦并未知爱惜。重修古建,均以本时代手法,擅易其形式内容,不为古物原来面目着想。……

  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中强调了建筑遗产的三条评判标准,即: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相较于前两条标准,历史价值往往更容易被民众误会,甚至忽略。这在正在经历剧烈变革的中国当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著名的建筑学家罗小未先生在谈及建筑史时提到“时代性”,即建筑技术和建筑需求的时代性:

  后来我就想,其实建筑历史是最好的理解建筑的东西。就如我们想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常常从他的身世和他过去做过的事情去了解他。所以,建筑史就是建筑本身的历史。

  每个社会以及每个社会中不同的人群对建筑都有一定的要求,而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又存在着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建筑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一批人——我们今天所说的建筑师、工程师。他们充分利用,而且是创造性地利用与他们相应时代的物质技术条件,来达到和满足社会对建筑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因此,建筑是文化史,是思想史。

  ——罗小未先生谈同济大学西方建筑史教学的历程,出自同济大学卢永毅教授经采访、整理而成的“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一辑《抢救记忆中的历史》

  目前,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大多数还是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建筑,然而,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现当代建筑却在改革开放的城市建设浪潮中遭到破坏。诚然,大面积的保护旧城区和老建筑,必然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负担。这时候,就不得不问:我们该如何选择需要保护的建筑?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史和建筑史?

  1982年颁布的《威尼斯》中提到:“历史文物建筑不仅应当包括伟大的艺术品,也还应该包括由于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比较不重要的作品。”在我们评判建筑遗产的时候,不应该只看到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还要重视其历史价值。那些能体现建筑史的时代性、完整性与多样性的作品,也应当受到保护。

  在城市建设速度远高于其他城市的上海,建筑遗产保护的条例和理念相较于其他城市也更完善。1991年颁布的《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是国内第一个针对近代建筑(1840-1949年)建立的保护机制。2002年,《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条例》将建成30年以上的“优秀历史建筑”列入可能的保护范围。

  建筑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物质载体,我们保护物质载体的根本是为了延续和传承历史文化。历史本身是连续的,所以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局限于某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而应将完整的、连续的历史作为保护对象。

  如果不对1949年以后的建筑予以重视,持续地失去,将造成浩瀚历史中的一段空白,或者说浩瀚历史中一段文化的低潮期。

  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及认识不足,一些高质量的“49后”建筑在城市开发的浪潮中遭到破坏。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整个国家的建造量很少。这些数量上“稀有”的建筑一旦消失,这段历史可能就在城市版图上抹去了,若干年后,可能没人知道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府是怎么造房子的,没有办法透过建筑触摸当时人们的生活与城市的面貌。

  历史的价值不取决于国民主观喜好,而取决于它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是否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标志点;其次,历史的价值不取决于时间的长短。5000年是历史,100年是历史,50年也是历史。昨天就是历史。

  影园见证了20世纪中后叶江南地区的城市、建筑、社会、生活的变迁史。当我们讨论保护影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不应该只是片面的用明清古典园林的空间和建造作为标准,这无疑不利于对江南园林史的书写,也会导致园林越来越往一个方向发展,最终只会越来越僵化。

  我们应当试图穿越影园看似“粗糙残破”的表象,把它放置到更广阔的社会、时代以及历史文脉中去讨论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当去探寻并保护江南园林艺术形式和审美标准的多样性,在研究园林空间和建造的同时,保护园林文化的精神本质,传承一种“园林式”的生活方式;我们还应当在感知影园的同时,试图去感知已故园主人彭昭亮老先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去感知他通过影园和造园活动而呈现出的对自然和对生命的体悟。

  毋庸置疑,已故影园主人彭昭亮老先生所跨越的这一百年时间(1920s-2020s)里,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城市等,都经历了全方位的、剧烈的变革,这在此前几千年的中国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彭老先生经历了晚清到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建国前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动荡,改革开放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近几十年全面而飞速的城市化进程……

  实际上,这一切就像是写在我们身体里的基因代码,园主人所经历的时代变迁也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写到了影园之中。其中,就包括:自然景观的变迁(河道被填埋)、城乡关系的变迁(影园原先是沿河的、向天地敞开的郊野宅园,现在转变成视线越来越内向收缩的城市园林)、建筑形式的变迁(从传统江南建筑到20世纪80年代,江南农村地区二层楼房的建设潮)、材料技术的变迁(从青砖石头到水泥红砖)、社会观念的变迁、居民生活及人情关系的变迁(从传统私塾教育中如父如子的师徒关系,到生产队村民的互帮互助,到当代社会中的弱人情关系)……

  2,作为“文人园林”的影园延续了苏州造园史的文化脉络,展现了传统文人园林的本质,即对文化性和精神性的追求

  从从园林空间和造景特征而言,影园无疑是一座“文人园林”。诚然,相较苏州的其他的文人园林,影园不管是从建筑形式、园林空间、还是从建造的技艺和材料上,都无法望其项背。可即便如此,不管是从明代造园家计成的“三分匠七分主”出发,还是从沈复、李渔等文学家的园林生活美学出发,还是从陈从周、童寯等园林研究先驱的理论出发,影园都毫无疑问的做到了对园林本质的延续,即园林的文化性和精神性的追求。

  和所有文人园林一样,影园展现的是人与自然、与文化、与世界的关系,有对大自然超然世俗的想象,又有对传统诗性文化的眷恋痴情,还有对传统文人的身份认同。

  更可贵的是,影园做到了园林的设计者、建造者和居住者的统一,这在苏州造园史,尤其是近现代造园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应该根据彭老先生子女的描述,梳理出完整可考的相地、建造、营园、增建等全部造园历程,这无疑对苏州的造园史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园林文化的延续体现在影园的每一处空间布局、造景设计、植物配置之中,在此不做详细阐述,可参见田建新先生的《影园》和阳面的《影园的背影——关于一座当代园林的抢救性研究与思考》(文初链接)

  从建园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影园远离城区,紧邻河畔,是江南地区的一座“郊野园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丰富了江南园林的多样性。影园从设计到建造都对江南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土壤、植物、文化做出了合理的回应。

  虽然现在沧海桑田,河流被填埋,但从影园的空间布局,以及园中高大的香樟和水杉等(这两种树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树木,但因体型过大,在苏州古城“芥子纳须弥”的古典园林内并不多见),我们还能想象建园之初,那幅“田园不分内外,天地日月皆在心中”的阔远风光。

  坐在半亭中,视野向远处天空、大地、河流敞开。如今,田野与河流消失了,天空也所剩不多。只能竖起围墙,向内观。

  4,在影园居住的四代人共同建构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苏州园林,他们的经历对研究园林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保护影园也是保护我们正在失落的“家”文化

  彭老先生的一家四代人一直居住于此,真正的将园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延续至今。他们的生活经历十分值得研究、书写,一定会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园林生活,具有极大的意义。

  彭老先生的子女就讲述了很多关于他们在园中生活的具体细节,例如,彭先生的女儿描述,在她十来岁的一次中秋夜,父亲和好友们在园中半亭聚会,演奏了“二泉映月”,她说,听着音乐,月光照耀着园中的树木和远处的河流,她此生都不会忘记。他的孙女也说,她在这里长大,童年在园中游玩的经历都如在昨日。初夏时节,她常常在趴在水池堤岸,和池中的蝌蚪嬉戏。她最喜欢墙角的圆石和虎耳草,每年春天,毛茸茸的虎耳草开出粉白相间的花朵,十分可爱……

  30年前,彭老先生的小外孙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如今,字还在墙上。小孙女却最喜欢墙角的圆石和虎耳草,毛茸茸的虎耳草开出粉白相间的花朵,十分可爱。而今,他们也都为人父母了。

  从家宅和故乡的角度而言,影园就和我们大多数人在童年时居住过的老屋农宅一样,它的园林和我们屋前屋后的宅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这里生活着的一家四代人,正如我们在老屋生活着的父辈子孙。这里有着我们关于“家”所有的回忆,有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欢声笑语。

  然而,20世纪中后叶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有多少人从乡村的晨雾走向城市的喧嚣。可即便如此,又会有多少人在两鬓斑白之际重回故乡,在面目难辨的家宅故园旧址上沉默徘徊,悲伤不已;又会有多少人指着河岸对面的高楼,对一脸懵懂的子孙说:“看呀,那里就是我们曾经居住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郊野宅园的影园就象征着我们每个失落的家园。保护影园,就保护了每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家宅的我们的童年回忆,就保护了这个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家”文化。

  彭老先生并非商贾文人,只是一介中医,在造园经费上有着极大的困难。然而,也正是因此限制,让影园无论是在造园的工艺和技巧上,还是在材料的使用上,都没有一味苛求传统造园法。主体建筑临水地基用混凝土浇筑、红砖做拱桥、水泥楼板做平桥、水磨石做栏杆、水泥和碎石做石笋、泥土做模具干燥后浇筑水泥花窗,填埋铁管做骨架浇筑圆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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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也正是因为经费有限带来了如此种种的低成本建造,影园虽然在精神上和空间上延续了传统文人园林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却在建造工艺和材料上回应了时代的特征,凝聚了历史的真实性,展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不同于儒商园林的富丽堂皇,也不同于文人园林的曲折幽深,影园有着难得的质朴和天然。出生于20世纪初的彭老先生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他对文化和艺术的追求体现出“即自觉又不自觉的”的双面性。

  如果说,影园作为文人园林的精神性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那它的质朴天然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呈现”。如阳面所说:“园即园主,园主即园。”影园展现出的“质朴且天然的诗意”正是来自于彭老先生的精神世界,来自于这位医生的,看向生活、看向世界淳朴而天真的眼睛。

  有人说,这园子一点不精致。可是,这“粗糙残破”的背后,是何等“朴素又纯真的诗意”?且不谈上文提到的那些低成本的营造,也不谈老先生是如何用一对肩、一双手历经几十载造园,光以下两件事就能体现出他的智慧,以及对随机性和偶然性大智若愚的处理,令人动容:

  80年代,江南地区兴起了建造二层楼房的风潮,彭先生的儿子也兴冲冲的买回了加建二层楼房的红砖和楼板。结果可想而知,彭先生极力阻止。最后,这些红砖被混在石块中,砌成了园林水池的墙壁,这些楼板,神来一笔的,成了水池中的石板桥。还有一次,老先生在苏州古城内寻得一块太湖石,那时候没有车,他只能叫上儿子步行,两个人花了大半天,用手推车将这块大石头推了回来。

  老先生倔强坚韧,却在花草树木上,展现了对万物生灵无比温柔的怜爱。园中树木并没有经受过分艺术的造型,更多的是呈现出舒展自然的姿态,仿佛是在父母包容下长大的率真的孩子。且看园中东南角的两棵白皮松,像立在园中的两位少年,青春洋溢。原来是老先生70大寿那年,两位女婿送的大礼;石板桥边的三角枫初看有些古怪,直率又莽撞,原来是许多年前因被嫌弃姿态丑陋,被丢弃在路边,于是就被捡回了园中成长至今。

  在造园的过程中,老先生将智慧和情感巧妙地融合在了具体的形式之中,对植物灵性的体察和怜惜,对具体生活的朴素的热爱,展现了极大的生命的自主性。自此,他真正的做到了人性的回归,从而建构了一种自由的、纯粹的、浪漫的、诗性的、精神的、充满神性的、有意义的生活。

  生命是何其短暂,时间是何其的漫长。几千年的中国史啊,多少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在时光中消逝如尘埃。可是,什么样的人会被记住呢?有些人不是天然的伟大,本不会被记住。他和他做的事一样,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他却也是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普通人。

  我们该如何书写我们的历史呢?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呢?想想看,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之后,这位在日新月异的新生活面前,用尽后半生造了一座精神的家园。这难道不动人吗?

  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老先生只能卧病在床,他的房间在东北角,方便他每天能看一看园外自己一生的心血。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影园位于相城区曾经的陆慕古镇,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叶至今的城市化进程中,江南地区有太多的古镇、古村落消失了。如今的陆慕老街只剩下沿着元和塘的两排残景。

  感谢阳面和田建新老师,感谢老爸、Jojo、沛瑶,感谢圆圆、老蒋、小梅。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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